在恢复党的组织、统一党内思想的基础上，刘少奇以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适应民族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在华北率先取消“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指示中共北平市委改变同国民党当局对立的政治态度，巩固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推动华北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哲元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哲元看，宋哲元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刘少奇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制造七七事变，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图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守在宛平县城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官兵跑步进入抗日阵地。
刘少奇还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这种形势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展建立起来，广大进步青年像种子一样，组织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等，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乃至全国迅速活跃起来。就是这些组织力量，在七七事变后响应北方局的号召，从平津撤退，“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从而奠定了八路军发展壮大的坚实群众基础。 进行抗日准备工作不仅要广泛发动群众，还要准备相当数量的领导骨干做中坚力量。刘少奇在得知国民党北平监狱中还关押着相当一批党的骨干力量之后，就同北方局组织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批骨干力量营救出来，以免在日军进犯后被杀害。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刘少奇和北方局通过一系列内线工作，将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50多位同志营救出狱。这些同志经过了严峻的考验，后来被派往华北各地乃至全国，极大地加强了党在华北各地的领导力量。 由于这一特殊决策的影响，在山西，实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的“特殊统一战线”，成为形成华北抗战“特殊局面”的重要条件。 国共两党在全国合作抗日是由国共两党通过派出一定人员进行不定期的会商来进行的。而在山西除了这一形式外，还形成两种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和合作纲领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一种是由于八路军力量的强大，由中国共产党推动，在晋北、晋西北战区成立的由八路军、山西政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另一种是“带着阎锡山的帽子”，由阎锡山担任名义会长的“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抗战开始后，由刘少奇积极支持、山西籍共产党员向阎锡山建议而成立的“抗日决死队”（简称决死队）。这两个组织名义上都由阎锡山领导，实际工作则由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太原失守后，还由共产党员起草、阎锡山政府公布了《山西抗日救国纲领》，实际成为一种类似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具有共同组织形式、共同纲领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然而，与大革命统一战线失败不同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始终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主动权，而成为华北抗战中“成功的一着”。刘少奇亲自起草《山西农民会章程》，以牺盟会的名义发布，用阎锡山可以接受的语言，装上实际能够武装训练群众的内容。特别是他积极支持组建的新军决死队，名义上是阎锡山领导的队伍，实际成为由中共党员通过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原则掌握着相当权力的特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它分布在晋西、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地，陆续扩充为四个纵队，五万余人，在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为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战士在进行刺杀训练。
在这期间，刘少奇还多次纠正了山西党组织的一些工作偏差。开始时，有的负责同志思想上有关门主义，不愿搞上层统战工作，不想跟阎锡山打交道；局面初步打开后，又没有及时打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去开展工作。经过刘少奇指出后，这些问题很快得到改正。还有一次，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久为群众所不满，雁北失守时谎报军情，有的同志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刘少奇得知后，严肃批评说：这是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的“左”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但是，作为领导者，如果认为只有用这种“左”的指导方针、“左”的行动才能发动群众，那就是错误的。 正是在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的努力推动下，毛泽东提出的“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的目标一步一步得到实现。抗击日军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烈火在整个华北发展燃烧，成为支持中国抗战胜利的“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